不懂这些，怎么敢说懂波美侯？

汤、武应时而革桀、纣之命，所以顺天应人。

《姚崇传》：佛者，觉也，在乎方寸。若须待它自然发了，方理会它，一年都能理会得多少。

知至之后，如从上面放水来，已自迅流湍决，只是临时又要略略拨剔，莫令壅滞尔。格物者，格其孝，当考论语中许多论孝。物格后，他内外自然合。何以格物？作舟以行水，作舟以行陆，推舟上陆而滞，驱车下水而沉，唯实践可辨车舟之实体，此即就事物上理会。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21] 《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陈寅恪先生针对此诗的最后一联写道：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惓惓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莫不如是。

经寅恪先生考证，陶渊明出身于世奉天师道的溪族，所以没有向新潮流的佛教倾斜，是由于他对道教的自然说有进一步之创解，创造了一种新自然说（陶渊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20页）。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诸道士等，一时举袂曰：‘道翻‘末伽，失于古译。正是由于此一缘故，寅老对南齐北魏对峙时期发生的王肃北奔事件，给予极大的重视。

关于末伽菩提可否同翻译为道的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也作了考辨。（同上，第1540页）《资治通鉴》王肃见魏主于邺条也有载：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我们以此不得不追寻，是什么因由使得寅老如此钟情佛学，以及佛学研究在义宁之学中究竟居于何种位置。本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如孔稚珪，也是把李老和道教等量齐观。盖译名问题，实为佛教东传义学阐释所遇到的非常直接的问题，为关注大乘尤其关注义学的寅老所重视，实非偶然之事。他这样写道：吾国道教虽其初原为本土之产物，而其后逐渐接受模袭外来输入之学说技术，变易演造，遂成为一庞大复杂之混合体，此洽吾国宗教史者所习知者也。

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而他当时所关注者，已经将藏学、西夏学等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国际显学置于视野之内。直到北凉昙无谶译的《北本涅槃经》传来，才使得京邑诸僧，内惭自疚，转而信服道生之新说。因法藏字贤首，所以又称做贤首判教。

（陶渊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29页）寅老称此种革新旧义的思想造诣，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因此不止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即称之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同上，第329页），亦当之无愧。与后世（佛家内）禅学家对于义学家，（儒家内）宋学家对于汉学家不满之态度正复相同也。

寅老于是以略带调侃的语气写道：夫僧徒戒本本从释迦部族共和国之法制蜕蝉而来，今竟数典忘祖，轻重倒置，至于斯极。（陈寅恪：《志愍度学说考》，《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168页）所谓格义，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既有典籍的义理概念的探究比量，对于学术传统深厚而又素以文本典籍宏富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士人而言，当彼种载籍初次入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3—4页） 可见寅老之所谓源，指的是文化之源，即典章制度和礼仪人伦。此可知寅老的关注佛学，实出于其研治范围的需要。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至于大觉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违背。斯就更是体察入微而又发人所未发的至论了。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当世儒宗，叹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国史。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19页）因此，如果称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是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学说的判教，应是实事求是、无可异议之论。其又说：外国说‘道名多，亦名‘菩提，亦曰‘末伽。

这是他关注并钟情佛学典藏的学术本身的原因。如：卢辩，范阳涿人，累世儒学。

此义在寅老撰写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阐论得深明而具体。而当他脱离原来的天师道信仰而皈依佛法之时，其向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圣僧坦承的心迹，也可以见出其诚笃无欺。

（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183页）寅老认同了梵文Msrga，即末伽可以翻译为道之名。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2016年4月23日竣稿于东塾 来源：中华读书报 进入 刘梦溪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陈寅恪 儒释道 。大功臣是儒家学说，由于不是真正的宗教，其对佛、道两家的吸纳包容，史迹昭昭，人所共知。

如果讲文化的脉系的话，寅老强调的是文化的正脉，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制度。大都见于《金明馆丛稿二编》，计达20篇之多。

（同前）慧远和鸠摩罗什，是陈寅恪研究佛氏义学最看重的两个人物。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

陈寅恪先生在《唐稿》中，以大量篇幅、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证明牛党巨子俱是北朝以来之旧门及当代之宗室，李党之代表人物则是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当然两党之间，彼此亦不无交错，而非绝对无特例之划一分野。

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世家、士族与儒素门风 正是儒家思想和家族的结合，造就了千年以降的士族与门风。说通始终，终时所说，不为入大，不得言渐。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君臣一纲，固在朝廷，但父子、夫妇两纲都交集在家庭。第三，道教对域外输入的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同时仍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同上）庄正执着，风度湛然。而僧徒改订之规律，如禅宗重修之百丈清规，其首次二篇，乃颂祷崇奉君主之祝釐章及报恩章，供养佛祖之报恩章转居在后。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267页）显然是从儒学修养是否深厚、礼法是否规正、家风是否整饬等方面着眼。故寅老中肯地提出：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